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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许子东:为什么大家都在迷恋北上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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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许子东

  原标题:全民迷恋“北上广”

 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,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,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,开着一辆宝马X1,颜色并不好看,据说是特价产品。他们开车送我,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。

  从聊天中得知,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,当年一百多万,现在值八九百万,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,只有一套房,卖了也买不起新的,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。看得出,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,牢骚很多。

  于是我就问:“你们都是武汉人,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?房子卖了八百万,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,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,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,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,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……为什么不逃离北京呢?”

 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  男的说:“我们也想过,也有实际可能,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或者说不甘心。”女的问:“许老师,设身处地地想,你会离开北京吗?全家,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离开?”,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。

  北上广,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。房价飞涨,生活艰难,但又极具吸引力。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,不惜一切;有人却又生出念头,想逃离北上广。

  塞车的大把时间里,我跟他们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。

  首先,你们的生活目标到底是城市,还是工作?是户口,还是专业?

  几十年前问这个问题真是太奢侈了。2019-10-22全国停课闹文革的时候,中国有大学生五十四万、中学生一千多万、小学生一亿多,全部停课。这三个数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,一个中国知识人口的金字塔。除非是被迫或是思想觉悟特别高的人主动去边疆,否则正常的北京人、上海人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了专业需求放弃大城市的人极少,因为有专业需求的大学生总数就极少。

  今天不同了,小学生还是一亿多,可是初中、高中生各有两三千万,在校大学生也是两千多万。如果说,五十年前中国的知识人口是一个金字塔,那今天就是阿波罗神庙上的柱子,下面略宽,上面几乎一样粗,这样才有机会再谈知识人口的结构变化、对全民文化需求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。

  回到北上广话题。这说明几千万大学毕业生,现在有选职业还是选地方的权利了。有数据表明, 2012年,北大有七成的本科生和四成的研究生选择京外就业。到2015年,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突破50%。北大、清华的毕业生如果自愿降低专业要求,随便在北京找个工作是很轻松的;选择京外就业,说明他们的职业考虑大于城市的考虑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向。

  在美国,大学生、研究生很少有把在纽约、芝加哥、旧金山生活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,如果在二、三线城市有一个机会(美国没有二、三线城市的说法,姑且用之),薪酬多30%-50%,他们多半会转工跳槽了,不光是为了钱,薪酬代表职位,代表你受重用、有前途。

  这种情况跟美国各城市之间生活方式接近、物质差距不那么大有关。如果一批老同学见面,一个在达拉斯年薪十五万,一个在纽约年薪十万,当然前者更自豪。而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呢,一个在武汉挣一万五,一个在北京挣一万,大家会怎么看?他们自己又会怎么看呢?

  这不单是北京、上海的问题,台湾、香港的大学生们,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从未想象过要到别处去谋生(别处不是指巴黎、纽约)。因此,台湾大学毕业生起薪点22K台币已经炒了很久了,22K台币相当于五千多人民币,相当于北上广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工资,可是台湾的总体生活水准更高。同样,香港大学生面临外来人才的竞争,找不到出路,前途堪忧。

  如果以专业优先来选择城市,不同专业就有不同的选择。

  如果是在大学教书或者做研究,那么城市不重要,大学才重要。美国很多一流大学都不在“北上广”级城市,普林斯顿、斯坦福都是独立的小镇。芝加哥大学虽然在大城市,却靠近城南的贫民窟,绝非适合居住之地,但是人们只追求专业,不在乎环境。中国的问题是好大学集中在北上广,北上广压力大,选专业、选城市成了一回事。

  从事新技术,高科技领域呢?

  硅谷在加州中部小城,谷歌、波音在华盛顿州西雅图。而在中国,你要做IT,要到高层的研究机构,就要到北京中关村,各大门户网站也都集合在中关村。我开玩笑,要是那里一停电,中国的文化中心马上休息,这是科技产业布局上的“北上广”。难怪这么塞车,城市化道路不可承受之重。

  也有些专业人士必去波士顿、纽约的,比如艺术、建筑领域。学电影的必须去洛杉矶。想做官的倒无所谓,在美国哪里拿到选票哪里就好。在中国也是,要上升,先下到地方去锻炼。

  随着社会的发展,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,一种权利。

  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,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?上海目前总人口2415万,其中外来人口983万,占三分之一以上。有统计表明,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,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,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。

  上海的服务业77%靠外来劳动力,建筑业74%,住宿餐饮74%,批发零售62%,制造业61%——说通俗一点,如果不考虑专业,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。对他们来说,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:没有户口,小孩读书成问题,没有原来的公家分配房子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,而且现在限制越来越多,进北上广的门槛越来越高。

  所以,这么多人想进来,我们怎么舍得走呢?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,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。在中国人看来,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。

  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。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,夺回控制感的需求,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,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,今天能活在北上广,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

  身为新北京人、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,怀念家乡,但还是相信北上广的社会阶层更平等些,女性平权更普遍些,子女前途更光明些。有些生活习惯、生活理念,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,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。

 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,我对那对夫妻说,你们都是大学生,有专业选择的能力,也有经济上的支撑。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,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,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。女编辑问,比方说呢?我说,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。可是“理想国”也是在北京啊,她这样回答。

  全民迷恋北上广,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过程,而不是中国城市化的目的和理想。

  本文选自 许子东《书生之见:子东时间》